两年前就听说启阳病了，不敢问。准确说，是不敢面对。今年八月初乖乖和启星他们去石家庄看望启阳时，当时我（都都）不在，援朝应该是去了。乖乖在邮件中告诉了我情况，大意是说启阳哥哥大概快到与我们分手的时刻了。我以很快的速度看了邮件，都知道了，又力图假装不知道，还是不敢面对。我在“挑战”人的一个大脑特性，大凡动物类都有的特性。人有非常强大的主动记忆能力，却没有主动忘却能力（没法delete）。尽管启阳长我们大约有七、八岁，不是我们这拨儿的孩子，但他对儿时的我们是有影响的。而且是普世意义上的那种正面影响。内心深处，或许我们的感伤和怀念主要源于此。

• 启阳（前排右六）与都都（后排左二）、援朝（后排右五）等
  大院兄弟姐妹们在2004年春节聚会的合影

依年龄，社里的孩子大概分成几拨儿。启阳是属于长我们“一代”的，这一代人大约是文革前上大学或工作的。往下一拨儿就是老三届，是大院的主流。再往下，是文革时在上小学的。上年纪后，这个界限打破了，都是一拨儿的了。

小时候我一直对启阳有一个错误的联想。当时的宣传画中，有一张很著名，是几个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，在天安门上与当时的领袖们合影。其中一个男孩，长脸，分头。我就是觉得他是启阳。启阳哥哥小时候长得很端正，有一张大可以上镜头的脸。我还印象，他很懂礼貌，见到大人们落落大方有礼，懂得主动问候。相比之下，我们这些“主流们”就自愧弗如喽。另外，启阳他们这代人很知道锻炼身体。在大礼堂的东侧曾经是一片松柏树林，一些健身的器具坐落其中，大约也就是几副双杠、单杠。启阳，新新，严挺，二愣子，甚至启光，常常在那里“练块儿”，估计也是他们聚会的所在。

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，夏天到来时，我们常常跟着老一代们去游泳，印象里启阳、严挺和新新总是少不了的。不过，他们都有深水合格证，进到游泳场，他们径直走过两个比邻的五十米池子，朝在栅栏门前的看守们示意一下泳裤上的深水牌儿，自豪地进入深水区。我们呢，只能在高栏之外，与无数的人一起“煮饺子”。这个一定是对我们有影响，有刺激的。我们这拨儿人，大约在小学四五年级都考过了深水合格证。对于陶然亭游泳场，我们有共同的记忆。记忆中就是我们这帮孩子和各位哥哥姐姐们在一起。不是吗？社里的孩子们只有走出国会街26号院的时候，才有了属于同一个“帮派”或“团伙”的无形标识和归属感。这种归属感很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的，直到今天。

1983年的一天（不知这个年份记得准确否），启阳哥哥来我家看望我父母。顺便说一下，他每年都要到我家看望我父母，他的干爹干妈。这一次，他竟然和我谈了很久，虽然那时我还没有完全褪去对他的仰视感觉。他告诉我，他正在做一个粮食库的温度和湿度控制系统的改造，好像是以某种个人行为的方式参与的。当时启阳是在电子部十三所工作，在石家庄。他谈的很兴奋，不仅仅是技术问题，更多的好像是关于他在策划成立一个公司或承包体。我当时感到很震惊，因为他从来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学习很好的大哥哥。后来回想起来，这一次谈话中我感觉他有一种冲动，是渴望创业的人才有的那种冲动，完全不是一个“老大学生”、知识分子在当时可能有的所为。启阳是属于最先觉悟到市场经济的那种人。在我们的“团伙”里，另一位大概就是小明了。依着我对启阳的感觉，他是个可以成就大事的人。不知为什么，这样的“大事”最终没有发生在他身上。启阳是最先投身于改革的弄潮儿，是先知先觉的那批人。他一定是怀揣着理想和梦想的，无奈造化捉弄人。我觉得我很理解启阳。

这篇追忆启阳哥哥的文章，代表小援朝和叶都都。虽然是叶都都执笔，甚至没有与小援朝商量。但我可以很肯定地说，对于启阳哥哥的离去，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，因为他是我们共同的领头大哥。

2013年10月9号凌晨